王鏊

其人其事

正直清廉
  王鏊居官清廉,为人正直,时称“天下穷阁老”。弘治初,王鏊升为侍讲学士,担任讲官。宦官李广引导皇帝游玩西苑,王鏊就讲周文王不敢在出游狩猎方面纵情娱乐的故事,反复规劝皇上,情真意切,皇上被感动了。讲完后,皇上对李广说:“讲官指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寿宁侯张峦以前与王鏊有交往,等到张峦富贵以后,王鏊就再不与他来往了。皇太子出就封国,朝中大臣请求遴选正直之士做皇太子的宫僚,王鏊保持原有的官职兼任谕德。不久转任少詹事,又被提升为吏部右侍郎。王鏊曾经向皇上陈奏边防策略,他认为如今火筛、小王子并不值得畏惧,而本朝奸佞小人乱政,大臣将士功罪不分明,职责不专一,法令不实行,边境空虚,这些才是最可怕的。但愿皇上振奋刚健决断的气魄,经常召见大臣,咨询了解守边将士的勇敢或胆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明确规定主将的职权。优待体恤边境战事中死亡者的家属,招募边境上骁勇的人。分配兵力,多方出击,出奇制胜,敌人必定不敢长驱直人。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正德元年四月,担任左侍郎,与韩文等大臣请求诛杀刘瑾等“八党”。不久刘瑾却掌管司礼,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职,内阁只剩下李东阳一个人。刘瑾想要推荐焦芳,但朝廷大臣们只推荐了王鏊。刘瑾迫于公论,任命王鏊保留原本官职,兼任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一个月后,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被戴上枷锁,面临杀头之祸。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你侮辱他们,还要杀他们,我还有什么脸面坐在这里?”李东阳也竭力相救,崔璿等人得以保命而受遣戍之罚。刘瑾对尚书韩文怀恨在心,一心想杀害他,又想借其他事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奔前跑后,竭力相救,他们才得以幸免。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说他修筑边境城墙浪费资金。王鏊争辩说:“一清为国家修筑边防,怎么能把功臣当成罪人?”刘瑾憎恨刘大夏,把他抓到京城,想要判他“激变”罪名处死他。王鏊又争辩说:“岑猛只是迁移延时没有行动而已,没有叛变怎么叫做激变?”当时中外大权全都归于刘瑾,王鏊起初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他有时还会听取意见。然而焦芳一味随和,没有主见,刘瑾专权蛮横日益厉害,灾祸殃及缙绅。王鏊无法挽救局面,竭力要求离职。正德四年,上了三次奏疏,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在家居住十四年,朝廷大臣交相举荐,他始终没有再入朝。
  王鏊坚持正义不阿谀逢迎,保持自身清正及早引退。这实在是明晓去就的分寸,作为一个清正的大臣,怎么能以随和应付、曲意周旋的态度去逢迎取悦呢?


仗义执言
  明武宗是个喜欢逸乐的皇帝,不问政事,信任他当太子时早夕侍奉他的太监刘瑾等八名太监(人称“八虎”),朝政黑暗。刘健、谢迁等本想除去“八虎”,结果反而自遭失败,相继去位。于是,王鏊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一个月后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衔。正德三年(1508年),以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王鏊仗义执言,在刘瑾迫害朝廷官员时,他多次挺身而出,采用各种办法,坚持与宦官势力作斗争,据理力言,竭尽全力地营救、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一、正德四年(1509年)时,刘瑾专权乱政,打击迫害带头上疏论劾“八虎”罪恶的户部尚书韩文。不仅将韩文罢官,又创“罚米法”,令韩文输米千石至大同,置韩文于死地。王鏊据理抗争,韩文终于得免。二、尚宝卿崔璿、郎中张玮、副使姚祥等3人无辜遭诬陷,都在途中乘轿被逮,枷于东西长安街,毒刑敲打几死。王鏊不顾个人安危,寻着刘瑾当面斥责道:“士可杀,不可辱。现在他们不仅受侮辱而且遭杀,我还有什么脸颜居此位!”说完愤然离去。李东阳也奋力相救,崔睿等才免遭一死,远遣戍边。三、刘瑾攻击三边总制杨一清,诬陷其筑边墙是劳民伤财,逮捕下狱。王鏊据理抗争,当面对刘瑾说:“杨一清才高望重,为国修边,到底有什么罪?!”李东阳亦力救,于是得以释放。四、兵部尚书刘大夏为人正直,刘瑾对此恨之入骨,要想以兵变之罪处死。王鏊得知后挺身而出,为之鸣冤,刘大夏得以幸免。
  正德初年,刘瑾根基未稳,见王鏊开诚建言,有时还是听从其言。因此,王鏊借助在朝多年的巨大影响,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但是,后来由于焦芳一味奉迎,刘瑾气焰日益嚣张,流毒缙绅,王鏊孤军奋战,独木难支,难以挽回局势,于是愤然请求告老回乡。正德四年(1509年),王鏊接连3次上疏辞职。刘瑾对王鏊既恨又怕,于是怂恿皇帝准其去位;五月,王鏊以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还乡。此后,朝廷大臣多次交相荐举,王鏊终不肯再复出。《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称他是:“筹边计熟,立朝行危,急流勇退,弗事委蛇。”
  王鏊致仕回乡至逝世共14年,人在朝野,但他关心朝政,关注民生,心系百姓,人称“山中宰相”。


君子之泽
  说到“君子之泽”,读书人自然会想到下一句“五世而斩”,是的,荫庇后世甚至福泽绵长,几乎让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都心有所愿而又力有不逮。所以孟子可以说是一语成谶。但孟子也说过:小人之泽,五世而斩。社会动荡,朝代更迭,战乱频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玉环飞燕皆尘土”。放在现在的语境里,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永无休止的克隆自己。但是苏州近郊的陆巷古村,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尽相同的佐证。
  陆巷古村位于东洞庭山(东山)的后山--嵩峰山麓。这是一个位于太湖之滨的小小村落:一说是东吴大将陆逊的埋骨之地,一说是南宋文武家眷避乱之所。让陆巷古村名闻遐迩的是在明代,村里出了个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成化年间,王鏊乡试、会试皆为第一,殿试时,被正考官借故“抑之置第三”。解元、会元、探花,一个农家子弟就这样走出江湖之远,走向风云变幻的庙堂之高,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落的命运就这样被完全改变。
  王鏊走上仕途之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为一品宰相。之后,古村名人辈出,仅王氏家族就有王禹声、王世琛、王芑孙、王颂蔚等闻名于世。这不足百户的小小山村屡屡大兴土木,平整土地,挖沟修道,架梁造宅。现今古村内尚保存有惠和堂、粹和堂、遂高堂、会老堂等明清建筑二十多处,如果耐心,还可以查到东山王家榜上有名的历代贡士、历代名人和学者教授56人之多。
  如果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分为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那么这三个阶层的相对频繁的角色转换,绝大部分要靠科举制度来完成。比如,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的身份,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或者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官僚的身份大多不是世袭的,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从而再次进入地主、士绅与官僚之间的角色转换或者循环过程。
  行书七律诗轴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科举制度的整合甚至平衡功能——事实上,科举制度犹如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王氏后人一次次通过科举完成由地主到士绅甚至到官僚的角色转换。在东山王家,君子之泽被他们一代接一代的续写,有声有色而又辉煌无比。
  值得思考的是,仕与隐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永恒的两难抉择;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鏊之弟王铨,也是举人,曾被推荐去杭州府做官,但他不愿为官,拒不上任。在京任职的王鏊曾修书赞扬其弟,称自己“输与伊人一着高”。
  当王鏊带着成功者的光环从太湖深处一路走出,他肩负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落,他还必须承担光大王氏门楣的责任。然而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王鏊入朝历经宪、孝、武三朝,可谓位极人臣。但延至明武宗,不仅皇上昏庸,而且朝中还有宦官刘瑾为首的一干人兴云播雨——奸臣当道,大势难挽,国不能救,王鏊于是愤而辞职,据说他在告老还乡时,因顺口向皇上要求西太湖养养金鱼,就被刘瑾趁机诬陷,说小小太湖连三洲(苏州、常州、湖州),团团围困八百里,王鏊湖中养鱼是假,屯兵谋反是真,差点让王鏊人头落地。
  王鏊致仕回乡后,修宅买田,蛰居东山,做起了隐士:或潜心学问,撰写方志,或泛舟太湖,赋诗题铭。惠和堂落成后,他在《洞庭新居落成》一诗中这样写到:“归来筑室洞庭原,十二峰峦正绕门。”为了表明他与官场的清浊之分,王鏊还筑有别墅招隐园--事实上,王鏊在京为官时,就曾筑有小适园,似乎要给自己在官场风云中留一块小憩之地,现在他心愿得偿,可以将自己宅后花园取名为“真适园”了。园内遍植梅花,疏影横斜,幽香阵阵,与他的胞弟、著名隐士王铨幽雅古朴、小巧别致的“遂高堂”互为呼应,成为独立于高墙深宅之外的养心怡性之所。
  如果王氏兄弟及其子侄们就此隐居下去,那么,洞庭东山王家就会很快式微,沦落乡间。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科举制度的游戏规则,也不符合诗礼传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毕竟,科举制度已经营多年,士人长期浸淫于儒家经典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作为立身行事的唯一标准了: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是为了平天下。
  王鏊信札因为“科举文化”这种不需要原创性,只需要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丰富的历史文化也就被简单地解读为“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圣人之学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条,所以后人常常批评科举制度,说它是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的罪魁祸首。但人们必须承认,科举制度的确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等)的一次相对公平的再分配。而且这是一个强大的足以使整个社会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虽然三年大比,金榜题名者毕竟是少数,但《范进中举》一类的故事又告诉我们,没有年龄限制的科举考试,给每一个失败者都保留了下一次胜利的希望。
  比如王鏊,被妒忌者抑为探花,始终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是东山王家压在心头永远的痛。但这种阴霾很快因为其后人考中状元而一扫而空:传说王氏先族为了寻求一块真正的“佳穴”,不惜化巨资购买化龙池畔有数亩之广的号称“吉壤”的土地,让子孙后辈死后,依次排列葬此墓地,以期取得正穴。至明正统末年,墓地上各垅葬次一丘一丘,相联如贯珠,后人称之为“念珠坟”。王鏊死后,又有堪舆家指出:“可惜凤凰旗不正(指坟对面的山),只能出个探花郎。”王家急忙请求弥补,得到堪舆家的指点,在坟前建飨亭以合正方向。若干年后,王鏊八世孙的王世琛终于中了状元,而王家后辈再一次步入了官僚精英的序列。
  当然人们不能认为这是“风水”之说的应验,但王氏一族为了进入社会上层,也的确是挖空了心思。事实上,真正延续东山王家“君子之泽”的,可能还是那句大白话:书包翻身,知识改变命运。


钟情山水
  王鏊对宜兴的风景名胜饶有兴趣,尤其对善卷灵迹推崇备至,曾为善卷洞赋诗、撰序,著《善卷洞》、《善权寺古今录序》。王鏊同宜兴人亦交往甚密,感情十分融洽。明成化八年进士(传胪)邵贤,自山东提学副宪告老还乡后,在周孝侯祠崇邱建造了“东邱娱晚堂”,作为宴饮和欣赏良辰美景诸老聚会的地方。多位老人或登邱、或吊古、或棋奕、或垂钓、或吟咏,各得其所,百无禁忌。正德三年,王鏊来宜,在此会见了宜兴挂冠而老者12人。他们是:前九江推官万盛,黄州府经何钊,平乐知府李廷芝,湖广布政司参议翁信封,翰林学士吴经,工部侍郎沈晖,宜春知县杨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司李云,山东按察司副使邵贤,归州知州胡琏,抚州知府胡孝。王鏊兴致勃勃地撰写了《东丘娱晚记》碑文。该碑现保存在周王庙内。

记念建筑

苏州王鏊祠
  王鏊祠原名王文恪公祠,位于景德路274号,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祠堂为其子中书舍人王延哲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奏建,其地本景德寺废基。历经清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光绪年间多次修缮。
  建筑坐北朝南,分头门、过厅、享堂三进,彼此以庭院过渡,两侧连以廊庑,占地约1000平方米。头门面阔五间,进深五界,硬山顶,明间立砷石,设抱框,置金刚腿,做断砌门,额枋挑门簪一对。过厅面阔五间,进深七界,硬山顶,明间前后设长窗,次间及稍间砌半墙,置短窗。础石均为青石素覆盆式,明间和次间廊柱、金柱、脊柱皆承以木。 
  享堂面阔三间15.02米,进深11界13.84米,高7.66米,硬山造。前设轩廊,檐枋下饰挂落,次间和梢间檐柱间安栏杆,廊东西两端粉墙辟砖细贡式门洞。前廊柱间装落地长窗,明间八扇,次间各六扇。各柱均承以覆盆式连磉青石础,明间金柱又于础上加置合盆式石。石础雕饰不统一,有缠枝花卉、莲荷婴戏、萱草双鹤、牡丹莲荷婴戏等,雕饰工细。梁架扁作。廊枋上置斗三升隔架科承。脊桁坐斗,缀山雾云,饰抱梁云,雕刻精细。后檐柱间,明间设长窗八扇,次间砌半墙,各置短窗六扇。
  王鏊祠是保存较完整的一座祠堂建筑,头门虽已改为清式,过厅和享堂仍为明代遗构。1980年曾全面整修,现为苏绣艺术博物馆址。


王鏊故居
  王鏊故居“惠和堂”位于苏州东山镇陆巷村,现存的“惠和堂”是一处明基清体大型群体厅堂建筑,其占地面积约为五千平方米,共有厅、堂、楼、库、房等一百零四间,建筑面积约二千多平方米。其轩廊制作精细,用料粗壮,大部分为楠木制成;瓦、砖、梁、柱也均有与主人宰相身份相对应的雕绘图案。
  王鏊故居“怡老园”位于苏州市学士街内。

家庭情况

  成化六年(1470年)娶武山西金吴氏为妻,十二年(1476年)生一女,次年卒。
  成化十七年(1481年)娶张氏为妻,生子延喆。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娶李氏为妻,生有二女。李氏多病,不久卒,葬于洞庭东山嘶马坞。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再娶胡宜人为妻,生二子一女。
  正德十一年(1516年)侧室万氏,生子延昭。
  王鏊有四子五女:长子王延喆(子贞),次子王延素〈子永〉,三子王延陵,四子王延昭。长女嫁徐缙,次女嫁朱希召,三女嫁卲銮,四女嫁靳仁,五女嫁严濡。

主要成就

政治


筹边计熟
  王鏊面对明自正统以来的边患频繁、国势渐弱的现实,呈《上边议八事》,提出自己的治边八策(定庙算、重主将、严法令、恤边民、广召募、用间、分兵、出奇),而多被采纳。对武宗的“嬖幸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圉空虚”深感忧虑,并希望武宗“大奋干刚”。


对抗权宦
  面对武宗宠幸宦官、荒淫冶游,特别是刘瑾等“八虎”的倒行逆施,王鏊与韩文等敢于发奸。但这件事终因“八虎”向武宗“乞命”而发生逆转,结果是刘瑾掌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被迫致仕,刘、谢、韩等五十三人还被诬结党,后韩文被逮下锦衣狱,刘、谢被削籍,其后又夺诰敕。而在这场斗争中,王鏊却入阁,虽然正德四年四月,他又不得不致仕,却得到了善终。嘉靖初,他在《谢存问疏》中曾说:“适值逆瑾盗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诡,随不得已乞身而退。”他在《我生》一诗中写道:“委顺齐宠辱,冥怀无丑好。得之亦不惊,失之曾不懊。”由此可见,王鏊立朝,有执政才能,不乏正义感,但明哲自守的处世哲学依然很明显。


深睹民苦
  王鏊归乡后,目睹吴中重赋之苦,作《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精辟剖析了吴中重赋之形成、发展、现状及对策,成为不朽的名作,为学者研究明代吴中重赋的权威依据。


文学


一变文风
  王鏊博学善于识别人才,文章雅正,言谈议论明晰流畅。晚年著《性善论》一篇,王守仁看后说:“王公的文章达到精深的境界,世上的人也很难达到。”他在弘治、正德时期,以高第探花、台阁重臣的身份,对台阁、乡邦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他的黜浮崇古的文学观和尚经术、去险诡的取士倾向,影响了一代文风。他承接了吴宽的老一批吴中交游圈,又发展了新一批吴中及淮左文人,交游较密切的如文徵明(文壁)、唐寅、都穆、蔡羽、邵宝、杨一清、靳贵及“娄东三凤”等。继吴宽之后,他对吴中诗派,尤其是其中坚力量如“吴中四才子”等,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文章大家
  王鏊著作《震泽长语》 王鏊的文学观点是复古的,但他显得比较开通一些。一是在复古范围上,他不专于唐,亦不专以宋,而是比较辩证地看待前代诗歌:“予尝评古今诗,唐以格高,宋以学胜,至元乃出入二者之间,其实似宋,其韵似唐,而世变之,高下则不可强也。”二是在复古方法上,他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词”、“为文必师古,使人读之不知所师,善师古者也……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词,此最为文之妙诀。”他崇尚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认为韩文“变化不可端倪”,皇甫湜得其奇,李翱与张籍得其正,而李翱又兼得其态,“合三子一之”才是完整的。因此,王鏊又强调,如要师其意,就需要博学,需要精思,需要领悟。朱彝尊说王鏊“以经义重,诗非所长。”今观其集,古体诗中杰作不多,惟歌行体中偶有力作。但王鏊写得最好的是七言近体。王鏊集中还有一组集中写武宗荒淫逸游的《十三绝句》,温雅之中深含讽刺,十分难得,朱彝尊极为欣赏,称其“甚得讽谏之体。”王鏊“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为一代文章大家。他黜浮崇古,湛深经术,所以其文章舂容醇厚、渊深博赡,颇有唐宋遗风。其“墓志铭”类文章,写人纪事,重视节操,联系时运,舂容有度,不华不饰,质朴典重,也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如为顾佐、倪岳、赵宽、沈周等人写的墓志铭等。见于他的“杂传”中的一些经学、史学类的文章,则更显示出他的湛深学识和纯雅而明畅的文风。


个人作品
  王鏊著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皇明经世文编》辑有《王文恪公文集》。王鏊还曾参与编修《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任《孝宗实录》副总裁。并与徐溥等共修《大明会典》,任副总裁。其所撰《姑苏志》共六十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风俗、户口、城池、寺观、古迹、纪事、杂事等,共三十一门。该志采用纲目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该志“繁简得中,考核精当”。


书法
  王鏊有书名,书法清劲爽健,结字纵长严谨,得峭拔风神。不足处似清健有余,沉稳不足,笔画略见干涩,此或与硬毫书有关耳。


藏书
  王鏊家居共14年,“不治生产,惟看书著作为娱,旁无所好,兴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筑“颜乐堂”、“宜晚轩”,富藏书。与吴宽、唐寅、文徵明等藏书家互相唱和。曾自称:家世藏书,分散于数处,以防散佚、水火之虞。清人姜绍书论他为明一代藏书家之一。藏书印有“济之”、“御题文学侍从”、“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王济之图书”、“大学士章”、“三槐之裔大宗伯章”、“震泽世家”等。刊刻图书有《孙可之集》、《古尚方》等。

张海瀛·《王鏊年谱》 &郁步升,上海师范大学,《明代扬州府作家研究》

人物生平

早有才名
  王鏊于明景帝景泰元年八月十七日(1450年9月22日)在洞庭东山震泽乡胥母界陆巷口王氏三槐堂王琬旧第出生,其父王琬曾任光化知县。王鏊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随父北上入京师,习业于国子监,写得一手好文章,其文一出,国子监诸生就争相传颂,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感到惊奇,称他为“天下士”。


  成化十年(1474年),王鏊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解元”。


  成化十一年(1475年),在礼部会试又取得第一名“会元”,殿试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编修,一时盛名天下。


  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阶文林郎。八月,上疏乞假还乡。抵家三月后,母叶孺人逝世,王鏊便守制居家。


  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鏊仍守制在家,闭门读书,远避权贵。


  成化十八年(1482年),王鏊还朝,复职翰林编修。


规劝孝宗
  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明宪宗实录》修成,升任右春坊、右谕德、侍讲经筵官。当时孝宗宠信宦官李广,整日在李广陪伴下游玩。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复劝谏,终使孝宗感动。日讲完后,孝宗对李广说:“讲官指的是你们。”在选择太子僚属时,孝宗命他以原职兼任太子谕德,不久转少詹事,因吏部尚书韩文荐,擢为吏部右侍郎。


  弘治七年(1494年),进阶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


  弘治八年(1495年)三月,改侍读学士,充日讲官。


  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孝宗敕令修《大明会典》,由大学士徐溥任总裁,王鏊任副总裁。


  弘治十三年(1500年),进吏部右侍郎,仍兼日讲官。


  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鏊父王琬去世,王鏊返乡奔丧。


  弘治十七年(1504年),撰《震泽集》成,同年八月,重修《姑苏志》成。


匡补时局
  正德元年(1506年)四月,王鏊被起用为吏部左侍郎,参与编修《明孝宗实录》,任副总裁。当时明武宗“好逸乐”,不问政事,太监刘瑾专权,吏治大坏。王鏊与吏部尚书韩文等人要求武宗诛刘瑾等“八虎”,但失败未成。不久,刘瑾入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去,内阁只有李东阳一人。刘瑾想引焦芳入阁,但廷议只推荐王鏊。刘瑾迫于公论,命王鏊以原职兼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一月后,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十二月,明景帝汪皇后去世,朝廷对以什么规格举行丧礼拿不定主意。王鏊说:“皇妃并非因罪被废,应恢复原封号,按妃的规格安葬,按皇后的规格祭祀。”武宗便下令停朝,按皇后规格祭祀。


  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仍任户部尚书。 正德四年(1509年),明宪宗废后吴氏(吴废后)去世,刘瑾要按普通宫女的制度把她的遗体焚烧、草草安埋。王鏊认为不可,最终才得以妃礼下葬。当时,尚宝卿崔璇等三人被迫害差点死去,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对崔璇侮辱并且又要杀之,我还有何脸面留在内阁。”李东阳也极力相救,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边。刘瑾恨已致仕的韩文,一心要置他于死地,又想借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与李东阳前后都极力相救,使刘瑾阴谋未得逞。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称他筑边墙浪费军需。王鏊争辩道:“杨一清为国修边,岂能以功为罪?”刘瑾对兵部尚书刘大夏发怒,将他逮至京城,要以激变罪名判其死刑。王鏊争辩说:“岑猛不过是拖延没去罢了,未叛变怎能说为激变?”


急流勇退
  当时刘瑾权倾朝内外,王鏊起初开诚布公的劝谏刘瑾,刘瑾有时接纳。而焦芳专于阿谀奉承,刘瑾更为专横,士大夫深受其害。王鏊无法挽救,就力求辞官返乡。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他三次上疏请辞,才被批准。武宗赐他玺书、马车,有关部门按旧例供应粮食、奴仆。王鏊家居十六年,廷臣交相荐举,终不肯复出。


寿福康宁
  正德五年(1510年),《明孝宗实录》修成,王鏊因曾参与编修,获赐白金五十两。


  正德八年(1513年),王鏊撰成《震泽纪闻》。


  正德十年(1515年),王鏊撰成《震泽长语》。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鏊撰成《震泽文集》。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王鏊与门下士祝允明等八人于怡老园之池亭饮宴,并赋诗唱和。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派行人柯维熊慰问王鏊,并赐羊酒以示优眷。王鏊上疏致谢,并奏献《讲学篇》和《亲政篇》,世宗优诏回报,特荫其一子为中书舍人。


  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又命有关部门慰问王鏊。同年三月十一日(4月14日),王鏊于家中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世宗闻讯后,辍朝一日,赐麻布五十匹,赙米五十石,谕令祭九坛,诏命工部派人前往办丧。追赠太傅,谥号文恪。


  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初一,葬于洞庭东山梁家山之原。

张海瀛·《王鏊年谱》

【王鏊】古诗词大全

亲政篇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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