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

——(宋代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译文及注释

译文一
  事情的发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后将会发生的显著变化。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着将要刮风,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着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来,王衍之为人,从容貌和谈吐上,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但是他不妒忌别人,不贪图钱财,只是随大流。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又怎能扰乱天下呢?卢杞那样的奸诈,确实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所作的预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现在有人嘴里背诵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脸面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本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此人借助当世享有盛名之力,来促成他尚未形成气候的祸患。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敬重贤才的宰相,也还是会选拔并重用他的。这样,他将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了,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勋。”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有些过头了,而此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谁又能知道祸患会达到上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要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会获取卓有远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

译文二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后,就说:“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后,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分析起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方面,确实有欺世盗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一个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的奸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或许也未必一定如此。
  现在有个人,口中说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人是把王衍、卢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却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能知道祸患将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这样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祸害,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注释
①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
②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发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
③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④山巨源:山涛(205—283),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王衍(256—311):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后死于战乱之中。
⑤郭汾阳:即郭子仪(697—781),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后被贬职死于外地。
⑥忮(zhì):嫉恨。
⑦惠帝:晋惠帝(290—306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
⑧眩(xuàn):通“炫”,惑乱。
⑨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题解

  《辨奸论》作者认为,事情皆有一定的规律,只要能够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就能见微知著,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行为而在祸乱发生之前就发现作乱的奸臣。历来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苏洵所作,未有定论。

  《辨奸论》着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中得出了“见微知著”的结论,给读者提出了如何识人的参考意见。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辨奸论》作者尚有争议。旧说以为是苏洵为了讥讽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后经清人考证,又定为宋人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的伪作。

鉴赏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赏析

  《辨奸论》旨在诋毁王安石,竭力反对“新党”,抛开其本旨,有二点与当今相类:

  其一,作者谓王安石“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论。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鲜,这是此论给予后人的启迪之一,须警惕而“辨”。否则,其祸轻则杀身,重则祸国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然而这一看来违反常情的情况,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文革”中,屡见于囹圄。这是悲剧,当然,古人是无从预料这种悲剧的。

创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闲适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然后以山巨源预见王衍、郭子仪预见 卢杞为例证,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行为”不近人情“,进而推导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的结论。这种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个别缺点来判断其政治品质的逻辑,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影射咒骂、攻击人身的写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苏洵】简介

大事年表
  父亲苏序,母亲史氏,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涣。苏洵少时不好读,19岁时娶妻程氏,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嘉祐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1060年),经韩琦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命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事佛奉道
  苏洵生活于佛、道发展兴盛的北宋前期,受时代潮流及出生环境的影响,苏洵也有一些佛、道观念。苏洵信奉佛道,其外在表现是游道观佛寺,交道士僧人,舍心爱之物为死去的亲人祈冥福等;其内在表现则体现了其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之中,苏洵的文学创作过程论受启于《庄子》,他的文学作品涉及到道教的仙话传奇,灵验故事,宫观胜境等,其政治思想从渊源、重要观点到语言文字无不留下道家的痕迹。苏洵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思想中涉及佛教的比较少见,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却十分明显。
  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说的是苏轼苏辙兄弟庆历年间在家以父为师时的事情,可见苏洵对道释经籍是有所研读的,不仅如此,还让儿子也一起读。苏轼曾提到双亲笃信佛教:“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此,而志则无尽。”至于对道教的信仰,苏洵自己有记载:“洵尝于天圣庚午(即1030年)重九日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苏洵十九岁娶眉山大户程氏之女为妻,到二十三岁(即天圣庚午)还未有子嗣,因此在游成都玉局观见到被称为以祈嗣的张仙画像,就购置回家。祈曰:“某等不德所召,艰于嗣息,堇皈遗教,瞻奉尊彦。夫妇行四拜礼,诣香案上香,献酒。读祝再四拜。”苏洵的佛道信奉主要体现在游览佛道的名胜古迹,接交道士、僧人。
  苏洵少不喜学,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象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后来又陪同儿子两次进京,一次经水路,一次经陆路,遍游了沿途的名胜古迹。
  苏洵游过的道释名胜古迹大致有青城山和峨眉山、成都的玉局观、庐山的东林寺和西林寺、虔州的天竺寺、丰都的仙都观等。
  苏洵游峨眉山和青城山是在青少年时期,其《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诗中云:“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岷峨最先见,晴光压西川。”
  庆历年间,苏洵进京参加制举考试,不中,便南游嵩洛庐山,在庐山他游历了东林寺和西林寺,并同这里的两位高僧讷禅师和景福顺长老交游月余。《忆山送人》诗中详细记载了这次游历的情形:“次入二林寺,遂获高僧言。问以绝胜境,导我同跻攀。逾月不厌倦,岩谷行欲殚。”苏洵在庐山同二僧共游居一个多月,并“获高僧言”这件事,苏轼、苏辙都有记载。苏辙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元丰五年以谴居高安,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自言昔从讷于圆通,逮与先君游。岁月迁谢,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讷之化去已十一年。”从庐山下来,苏洵又南游虔州(今江西赣州),在虔州,苏洵结识了当地隐士钟子翼兄弟,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马祖岩和天竺寺。大概在皇祐初年,苏洵到岷山白云溪拜访了隐士张俞,苏轼在《张白云诗跋》中说:“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张俞的事迹在王称的《东都事略》中有传,“张俞,字少愚,少嗜书,好为诗,……俞为人不妄忧喜,性淳情澹,有超然远俗之志。”朝廷曾六次下诏要其出仕,“卒不起,遂隐居青城山之白云溪。”按青城山白云溪是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廷晚年所居之地,文彦博治蜀时安排张俞居住白云溪,显然是张俞对道教有特别兴趣的原因,苏洵与他交游,道家道教大概是其交谈内容之一。嘉祐初,苏洵带二子进京应试,在京期间,认识了保聪禅师,“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圆觉院大治。”
  嘉祐四年苏洵带领全家乘船沿岷江而下,东出三峡,走水路进京,在丰都参观了仙都观,传说这是阴长生升仙的地方,写有《题仙都观》诗凭吊这个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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