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作为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从中能学到什么知识?

《吕氏春秋》作为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从中能学到什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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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是一部大典,,内容特别全面,,有很多学不完的知识,,,
谢邀,要读懂《吕氏春秋》这本书,须弄清先秦思想之大概。先秦诸子号称百家,那是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诸侯邦联体制,经过春秋战国四百余年的兼并重组,周初的一百多个国家,到了战国中后期期,只剩下秦,齐,韩,魏,赵,燕,楚七国称雄。这时候出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七国是相互制衡共存下去,还是继续兼并最终统一。由此,思想界也通过争鸣交融,由百家汇聚成道德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六家(对于这六家的长短利弊,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总结得较为诚恳)。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哪一家才是治国的好办法呢?战国七雄因所处环境和国力不同,对未来走向和治国理念有着不同的关切,所以当时也形成了三大不同的国际论坛。最著名的是东方齐国的稷下学宫,代表人物有荀况,其思想留存于《荀子》一书。较早一点的魏国西河学派,由孔子学生子夏创始,著名的《春秋经》大师,公羊高,谷梁赤都是名师。第三就是西面秦相吕不韦组织的智库,门客三千人。这三千专业班子整出了一字千金的旷世之作《吕氏春秋》。从三个论坛的思想倾向看稷下派是儒学为体,名法为用,西河是法学为体,儒学为表,而秦以阴阳家为干,儒家为叶,道家为用。齐鲁之地谈修养,秦川之地谈世功。所以《吕氏春秋》可以称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后世称为杂家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站在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也就是秦灭六国的关键时刻,这本书吹响了大一统的集结号。先秦杂家著作代表性的有两本,《管子》和《吕氏春秋》,这是两本充满中国智慧的大作。只是独尊儒术之后,其光芒被经学掩盖了。从两本书比较,《管子》稍显杂乱,而《吕氏春秋》虽也出自多人之手,但由一人把关,体系性完整性更强。比如,十二纪,以月为纲,这就很有讲究,与《易经》,《周礼》一脉相承,易经论乾坤,周礼分四季,吕览述十二月,逐步细化,反映了农耕社会天人合一的治理特点,这是阴阳家的立论基础,其所倡导的五德终始说,成为秦夺天下的理论依据。因此,读《吕氏春秋》最大的意义是看乱世中整合的思路,不带偏见,皆为我用。
第一部分《吕氏春秋》一书又称《吕览》,还有的称为《吕子》,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纂集而成。该书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每览又分8篇(第一览少一篇),每论又分6篇,每纪又分5篇(十二纪末有《序意篇》),总计160篇。《汉书·艺文志》将该书列入“杂家”之内。据刘汝霖《吕氏春秋之分析》说,该书中有法家学说43篇,儒家学说26篇,道家学说17篇,兵家学说16篇,墨家学说10篇,纵横家学说10篇,名家学说5篇,农家学说4篇,阴阳家学说2篇,小说家学说1篇。从表面看来,这部书确实很杂,然而仔细推敲,此书又有一定的统系,它与所谓的“杂陈”诸说有明显不同。关于这一点,前人早已明确地指出。如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就说:“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郭沫若先生在所著《十批判书》中也说:“《吕书》书中的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是因袭儒家,虽然在君道一层颇近于道家,有时甚至有些法家的气息。”《吕氏春秋》是一部集体著作,据汉代的高诱注说,该书乃是吕不韦“集儒士,使著其所闻”而成。吕不韦本是阳翟(河南禹县)的大商人,专以贱买贵卖,累资巨万,具有很大的经济实力。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他在赵国遇到作人质的秦昭襄王的孙子子楚,对他进行了接济和帮助,并把怀了孕的姬妾送给子楚,生子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子楚后来于前249年做了秦王,即庄襄王,吕不韦也因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做了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家僮万人。前246年,太子政即位,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当权时,他见当时的辩士名人多著书立说,传布诸侯,名扬天下,于是招徕门客3000人,令其各写文章,聚集而成《吕氏春秋》。据说,该书完成后,吕不韦将它摆在都城咸阳城门,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而“时人无能增损者”。这便是所谓“一字千金”。其实,这正如汉代的高诱所说,并不是该书一字都增减不得,而是由于吕不韦权势较大,人们不敢改动罢了。第二部分该书成书之时,秦始皇已近成人,氏势力日益膨胀,六国日渐衰微,天下趋于统一。吕不韦在此时纂集此书,也不是仅仅出于与他国名士相比夸的心理,其中也含有政治上的意义。一方面,秦国自孝公以来一直实行法家的思想主张,而吕不韦并不赞成以法家的思想作为秦国的国策,他组织编写《吕氏春秋》一书,可以把自己在秦国实行的政策理论化,把他作为以后秦国的治国纲领;另一方面,通过编撰此书,他还可以将自己的地位彻底确立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吕氏春秋》一书可以说是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而出现的。《吕氏春秋》的编撰既然有其政治文化方面的价值,那么,它的思想就不会是杂乱无章的。《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可见,班固所谓的“杂”,也不是“杂乱”“杂糅”之意,而是有“会聚”的意思。《艺文志》中首列《吕氏春秋》,可以认为班固也是认为它采取各家之长,并非不成一家之言。《吕氏春秋)正是这样,它不同于各家,同时又将各家融会贯通,形成为它自己的思想。而它的思想便是以儒家为主流,兼取各家。清人早已发现了《吕氏春秋》的思想倾向。《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论音则引《乐记》;论铸剑则引《考工记》。虽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按。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术,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其持论颇为不苟。”这就是说,《吕氏春秋》一书引据的典籍以儒家的六经和孔子、曾子的言论为主,而在引据其他各家的说法时却是有所选择的。郭沫若的看法与清儒很相似,他说:“读《吕氏春秋》,你可以发觉着它并不‘杂’,它有一定的权衡,有严正的去取。在大体上它是折中着道家与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尊重理性,而对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弃的。它采取着道家的卫生的教条,遵守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论,行夏时,重德政,隆礼乐,敦诗书,而反对着墨家的非乐非攻,法家的严刑峻罚,名家的诡辩苟察。它主张君主无为,并鼓吹着儒家的禅让说,和‘传子孙,业万世’的观念根本不相容。”事实正是如此,《吕氏春秋)作为治国的纲领,在其中的一整套政治主张中,以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即“法天地”)为基础,折中了道家、儒家的观念,形成了以虚君实臣、民本德治为特色的政治思想。《吕氏春秋》的虚君实臣思想十分明显,它认为君主应当处虚无为,充分发挥臣下的作用,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的发挥,这才是“古之王者”的“君术”和“君道”。所以,《吕氏春秋》认为:“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任数》)为君者重要的在于治其身,反诸己,它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执一》)而君主的治其身、反诸己,在于修身养心以顺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君主还要做到得贤用贤,正名审分,使臣以“方”。如果是这样,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就奠定了。第三部分在君道无为的主张之外,《吕氏春秋》还提出了一整套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这则是典型的儒家的思想主张。民本思想是西周以来周人的传统思想,儒家从孔子到孟子都大力加以提倡。《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这一思想,并使之成为自己政治理论的重要方面。《吕氏春秋》说:“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人民为天下之本,只有得到人民,以人民为务,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此,“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爱类》)。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吕氏春秋》还提出了以德治为主、以赏罚为辅的方针。同民本思想一样,德治主张也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如孔子就极力提倡统治者要“为政以德”,把德治看得十分重要。《吕氏春秋》就是这样,如它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爱士》)又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上德》)以德治国,将会变得政通人和,无往不胜。所以说:“德也者,万民之宰也。”(《精通》)除了德治以外,赏罚也是一种辅助手段,“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而赏罚应该以“义”为标准,只有这样,才会促使人们遵行“忠信亲爱之道”。《吕氏春秋》所谈的德治,其内容自然是儒家的忠孝礼乐。像传统的儒家那样,它也认为孝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它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孝行》)。在这里,《吕氏春秋》把孝作为道德思想的基础,甚至还说以孝为本就能使得“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这种以孝为治国之本的思想,正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除了讲孝以外,《吕氏春秋》还讲忠,以孝为忠的基础。另外,其德治思想也很重视礼乐之教。从儒学自身的发展来说,孔子毕生致力于儒家理论学说的宣扬,教授学徒,培养门生。他还带领弟子,奔走于各国之间,企图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付诸实施。尽管孔子学说终未被用,但客观上却扩大了儒家的影响。孔子去世后,儒家学派发生了分化,孔子之徒散游诸侯,通过不同的方式宣扬儒家学说。战国时期,孔子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孟子、荀子等人的宣扬下,儒学成了当时的“显学”,孔子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因此,从总体上讲,孔子和儒学的地位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吕不韦聚集门客,撰著成书,其中有儒家思想的重要地位便是自然的了。
很是喜欢先秦时期的文化
可以博采众长,知识是没有时间观念的。
秦始皇时期吕不韦负责撰写的(吕氏春秋),传到现代应该不是原版内容了。
《吕氏春秋》以议论为发端,再举例证来说明道理,是这部书的特点。这部书内容庞杂,是涉及儒、道、法、墨、农、阴、阳、名诸家之言的杂家散文集,保存了许多先秦时期旧说和古代史料。对我们研究先秦诸子有很大的帮助。
1. 《吕氏春秋》的由来和概貌关于《吕氏春秋》的由来,《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述的: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这战国“四公子”都注重礼贤下土,以养着众多宾客而著称于世,当时的士人都十分饮佩和向往他们。吕不韦任秦相以后,意识到秦国虽然强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土却奇缺。吕不韦为此感到羞愧。于是他也广招天下士人,厚道地礼遇他们,门下聚集了食客三千人。吕不韦又仿效当时著书立说的风气,让他们编撰自己的所见所闻,合成一辑,取名为《吕氏春秋》,全书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2. 集百家之长的杂家之言在整齐的篇章形式下,《吕氏春秋》包容了相当繁杂的内容。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有一位学者汪中认为它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的确,参加编写《吕氏春秋》的学者来自各方,带来了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自已鲜明的思想倾向的。它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与阴阳家等原有观点,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扬弃。《吕氏春秋》首先对法家的一些有用观点作了肯定。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都闻发了这些观点。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中的《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く知度》等篇,就专门谈到了以法治国及人君面南之术。但《吕氏春秋》在主张法治以外,又倡导加强礼义教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功,不罚而邪止。”为此,《吕氏春秋》十分赞同“君臣议”。《吕氏春秋》对道家和“无为而治”思想也作了发展和运用。它认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别的事就似“无为”,“贤主劳于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土节》)。《吕氏春秋》还有许多墨家的观点,宣扬“尚贤”、“非攻”、“节”等思想。身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以杂家的形象出现,说明他认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国只用法家的主张进行统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导融会儒、法两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的一个施政纲领。
吕书的语言很有特色。全书在有组织、有计划编写外大概还经过统一修整,故其语言总体上具有浅切率直、简明扼要、生动流畅、气势充沛的特点,但由于作者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笔,加之文出众手,因而又颇多差异:或简练传神,或细致委曲,或中肯平易,或警策奇僻,或诗情画意,或幽默风趣,或和风细雨,或雄壮凌厉,或疏朗宏阔,或严谨周密,或简洁省净,或繁缛富丽,或峭拔冷峻,或热诚超逸,多姿多彩,不一而足,在文字文风上也兼采百家之长,从而呈现出既大体统一又丰富多样的语言风格。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十分特别的。《吕》文综合运用了排比、对偶、反复、顶真、层进、对比等修辞手法,尤善摛辞,颇多警句,又多用譬喻,长于铺陈和类比推理,这既造成强烈充沛、生动流畅的气势,又使文章逻辑严密,语言优美,文采灿然。其遣词用语褒贬分明,十分动情,亦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因此,从语言层面看,吕书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吕氏春秋》还保存了早期关于文学起源与发展的一些重要史料。如关于“举重劝力之歌”等原始歌谣和南北东西四方之音最初形成的记载,显然是研究中国文学史、文论史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和称引。由此可见,吕书不仅具有前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教育、艺术、农学、医学等方面的文献史料学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学和文学文献史料学方面的价值,因而具有各方面的百科全书的性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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