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喜欢苏轼认为他对生活旷达乐观,并与杜甫进行对比,你认为这样的比较对吗?为什么?

有人喜欢苏轼认为他对生活旷达乐观,并与杜甫进行对比,你认为这样的比较对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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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杜甫和苏轼都是我国文化史上伟大的先贤,其影响力遍及古今中外,所以,将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只要在对比中不犯“关公战秦琼”的错误,就谈不上对错的问题。下面我想简单谈一下我自己心中的杜甫和苏轼。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自号少陵野老。苏轼(1037~1101),字子瞻,祖籍河北栾城,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两人虽相差三百多年,但经历上却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位的出身半斤八两,苏轼家境丰厚,而杜甫则基本上就是一个官二代。所以二人在年轻时衣食无忧,意气奋发。四十岁以后两个人都开始不同程度的尝到了生命的苦涩,并且两人都经历了丧子之痛,晚年都是在满怀希望的回归途中黯然离世。苏轼当年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夹缝中求生存,杜甫则于李林甫杨国忠的淫威下讨生活。“乌台诗案”让苏轼一贬再贬,“安史之乱”令杜甫流离失所。历尽坎坷,虽然表现为一个“沉郁”一个“豪放”,但相同的是两人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最后,引用王国维《文学小言》里的一段话:“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庄子、陶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知有也。”
苏轼的经历和杜甫不同,苏轼出身于名门世家,本人也是身兼诗词大家和政治家,既曾身居高位权贵,也因卷入朝廷政治派别斗争而被流放寒苦之地,一生跌宕起伏,造就了他天性豁达、胸怀宽广的政治家个性和豪放派诗词风格。而杜甫不同,一生虽有宏大抱负,却终究不得施展,只好以诗抒怀,且不乏愤世嫉俗、为民而呼之作,故有‘’三吏‘’‘三别‘’流传于世,因为身世与个人经历天壤之别,对社会及人生的理解和态度必然不同,所以诗词风格不能简单类比。
杜甫与苏轼的共性是,他们都是儒家文化的传承人,杜甫用诗,苏轼用词表达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苏轼用词反映社会矛盾的同的,以道家情怀品味生活,广交好友,寄情山水,热爱生活,创造许多饮食精品。杜甫观注社会,用诗批判政治黑暗,反映下层人民疾苦
为什么不能对比呢,两个都是影响巨大的人物,通过对比,更能够凸现各自不一样的风采,各自的伟大
(一)杜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杜甫虽然生于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但他的祖籍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所以他常常以“杜陵布衣”自称;而且他的家在杜陵附近的少陵住过,又自称“少陵野老”。杜甫的十三世祖是晋代名将、当阳侯杜预,从那以后历代都有人做官。他的曾祖父做巩县县令,从此世居河南巩县。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他的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在三十五岁以前,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又处在开元盛世,所以是他最为快意的时期。读书,壮游。南游吴越,北游齐赵。打猎取乐,饮酒赋诗。和高适、李白结识。这时候的他,还不像后来那样接近人民,深入现实。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从小立下大志。李白说杜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李白以大鹏自况,杜甫以凤凰自况。都是心存大志,有伟大政治抱负,准备将来辅国安民的人。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这十年,是安史之乱的前奏期,朝中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当权。杜甫的抱负落空。过起穷困而屈辱的生活。困守长安十年,经受着饥寒的煎熬的杜甫,有时甚至想退隐。生活折磨了杜甫,生活也让他看清楚现实的残酷,人民的痛苦,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使他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四十五岁以后,安史之乱,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人民陷入水火,长安沦陷,胡人烧杀抢掠,惨象不忍卒睹。这一时期,《春望》、《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的爱国忧民的作品不断问世。杜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无论穷达都心忧天下。儒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在不在其位都要谋其政。他的政治热情从不衰退,成为政治性最强的诗人。也是最苦的诗人。直到公元770年冬,死在从长沙到岳阳的一只破船上。(二)苏轼:政治上是儒家思想,生活上倾向道家。在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但他又喜欢佛、道两家的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对他来说,他的思想在儒道释上既矛盾又统一。他在少年时代就喜欢读《庄子》。后来又喜欢和僧人来往。我曾说过,李白遨游名山大川,是自己浪游。苏轼却是因为被不断地贬职、謫迁,也到过不少有名州郡。一个是主动浪游,一个是被动游历。神宗初年,王安石变法,他上书反对。于是把他从中央调到地方。在地方接触到现实,他又在诗里讽刺新法,惹怒了当朝,被丢进了号子。他的政敌想置他于死地。亏了太后说了话,神宗把他给放了。贬到湖北当了个小官。哲宗即位,招他回京,做了翰林学士。刚过了几天安生日子,遇上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苏轼又主张新法也有些条条有好处,不该全盘废掉。结果又受到旧派的攻击,把他一脚踢到地方,先后出任杭、颖、定三州。当新党再度执政,他却一贬再贬,先是岭南,后是海南的琼州。他弟弟说:哥哥在海南啃红薯,“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又说哥哥苏轼的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可见他是一个乐观旷达的人。几起几落,打不倒他。不论如何艰难曲折,经受多少磨难挫折,他始终没有放下对于文艺的执着追求。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前辈的熏陶和自己的努力,使他在青年时期就储备了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无不精通,造诣深厚,成绩斐然。杜甫和苏轼,相同的是在各自时代,在文学上堪称巨匠,领军。在文学风格上,杜甫风格多样,但以沉郁文主。苏轼的诗清新豪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钱钟书先生说:李白之后,大约没有人能赶上苏轼这种豪放。这也许跟他们各自的天性和后天形成的性格有关系。苏轼的洒脱和旷达,是受到佛家和道家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庄子的影响,很有关系。
一个是在香港红堪体育馆载歌载舞的张学友歌神一个是在天津火车站门口拉三轮车的白芳礼先生怎么比?怎么可以这样比?东坡生活在太平年代,衣食无忧,少年成名,家国无缺,文载天下,是人见人爱的天皇巨星。杜公奔波于战乱时期,三餐无继,疾病缠身,亲人分离,壮志难酬,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甲丁。如果换过来,东坡处在安史之乱,杜公生于太平之世,会如何?可想而知,东坡会放下书法,放下绘画,放下烹饪和棋琴,然后四处奔走,写诗抨击腐败,怒骂不平,或者弃笔从戎,上阵平逆。可想而知,杜公虽然性格木讷,但也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国子监或翰林院穷首皓经,闲暇时一饮小酒,或许也会吟哦风月。窃以为,古代名人只能横向比,比性格,比才学,比际遇,比文笔,比心胸,比什么都可以。但不能纵向比,因为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你无法要求杜公游长江然后写出一篇赤壁赋,比一比谁写得漂亮。同样也不能要求东坡夜宿荒村,吟一首石壕吏,比一比谁写得更伤痛。诚然,命运是由性格所决定的,但性格却是由环境所支配的,如果杜公也是衣食无忧,天赋惊人,少年成名,那么杜公会如何,显然,凭杜公的初心和耿直照样会贬来贬去,不得安宁。弄不好一样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反之,如果东坡同样困居长安十年,每天四处投简历却找不到工作,好不容易当上一个仓库主管又辞职回家,结果一进家门发现小儿子被活活饿死。试问东坡如何豁达起来,又如何潇洒起来。然后安史之乱就来了,东坡也会带着老婆孩子四处逃难。你让东坡如何写得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气势之作。所以,小可认为,这种比较是错的!因为如果换过来,东坡可能会变成半个杜甫,而杜公可能会变成半个东坡。之所以只是半个,性格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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