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驿台

——(唐代白居易

靖安宅里当窗柳,望驿台前扑地花。(扑地花 一作:铺地花)
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靖安宅里,天天面对着窗前的碧柳,凝眸念远;望驿台前,春意阑珊,花儿纷纷飘落到地面。
两处美好的春光,在同一天消尽;此时,家里人思念着出门在外的亲人,出门在外的人一样也思念着家中的亲人。

注释
⑴望驿台:在今四川广元。驿:旧时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
⑵当窗柳:意即怀人。唐人风俗,爱折柳以赠行人,因柳而思游子。
⑶扑地:遍地。
⑷春光:一作“春风”。
⑸居人:家中的人。诗中指元稹的妻子。客:出门在外的人。指元稹。

彭定求 等.全唐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82

赏析

  这是白居易应和好友元稹的诗。首句“靖安宅里当窗柳”,元稹住宅在长安靖安里,他的夫人韦丛当时就住在那里,诗人写元稹的住宅,诗句就自然联系到元稹的妻子。“当窗柳”意即怀人。唐人风俗,爱折柳以赠行人,因柳而思游子,这是取柳丝柔长不断,以寓彼此情愫不绝之意。这诗句里,表现出韦丛天天守着窗前碧柳、凝眸念远的情景,她对丈夫的怀念之情很深。次句“望驿台前扑地花”是写元稹。元稹当时在四川广元,春意阑珊,落红满地。元稹一人独处驿邸,见落花而念家中如花之人。这一句巧用比喻,富于联想,也饶有诗情。三句“两处春光同日尽”,更是好句。“尽”字如利刀割水,效果强烈,它含有春光尽矣、人在天涯的感伤情绪。“春光”不单指春天,而兼有美好的时光、美好的希望的意思。“春光同日尽”,也就是两人预期的欢聚落空了。这样,就自然导出了“居人思客客思家”。本来,思念决不只是限在这一天,但这一日既是春尽日,这种思念之情便更加重了。一种相思,两处离愁,感情的暗线把千里之外的两颗心紧紧联系起来了。

  诗的中心是一个“思”字。全诗紧扣思字,含蓄地、层层深入地展开。首句“当窗柳”,传出闺中绮思,次用“扑地花”,写出驿旅苦思。这两句都通过形象以传情,不言思而思字灼然可见。三句推进一层,写出了三月三十日这个特定时日由希望转入失望的刻骨相思。但仍然没有直接点出,只用“春光尽”三字来写,很有含蓄之妙。四句更推进一层,含蓄变成了爆发,直点“思”字,而且迭用两个思字,将前三句都绾合起来,点明诗旨,收束得很有力量。此诗诗格与原作一样,采用“平起仄收”式,但又与原诗不同,开篇便用对句,而且对仗工稳,不仅具有形式整饬之美,也加强了表达力量。因为,在内容上,这两句同时写双方,用了对句,就表现出双方感情同等深挚,相思同样缠绵,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相得益彰。又由于用对局开篇,用散句收尾,章法于严谨中有变化,也就增加了诗的声情之美。

赖汉屏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885-886

创作背景

  此诗创作于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东川按狱,往来鞍马间,写下《使东川》一组绝句。元稹组诗中的《使东川》云:“可怜三月三旬足,怅望江边望驿台。料得孟光今日语,不曾春尽不归来!”这是元稹在元和四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为思念妻子韦丛而作。元稹夫人韦丛住长安靖安里。结句“不曾春尽不归来”,是诗人的揣测之辞。他料想妻子以春尽为期,等他重聚,而现在竟无法实现,表达了极其怅惘之情。稍后,白居易写了十二首和诗,《望驿台》便是其中一首。

赖汉屏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885-886

【白居易】简介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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