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李次云窗竹

——(唐代白居易

不用裁为鸣凤管,不须截作钓鱼竿。
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

译文

  笔直的竹子,不用把它栽来做声音优美如凤鸣的笛子,它也不需要用来做钓鱼竿,只要看到在那冬日严寒,千花百草均已凋零之后,唯有窗前的竹子,仍然青翠碧绿;在大雪纷飞的时候去看,白茫茫中仅有的绿意,别具一番凌雪傲寒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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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竹,在历代文人墨客的心目中,向来都是某种精神品格的象征。苏东坡曾作诗:“宁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可想而知,竹子的品格在文人心中有多高尚。

  竹的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象征君子的坦荡磊落,正大光明;竹的节节攀升,步步小结,象征君子的稳重踏实,严谨自励;竹的青翠素淡,冰清玉洁,象征君子的高洁脱俗,卓尔不凡;竹的经寒不凋,修直挺拔,象征君子的高洁脱俗,刚强正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竹刚劲,清秀,挺拔,不向风,人应有竹之君范,应有竹之坚强,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屈服,不妥协。诗人在赞赏竹的高尚品质同时,也衬托出自已高洁的情怀。

  竹,与松、梅并称为“岁寒三友”,又与梅、兰、菊并称为“四君子”,它象征着高尚、坚韧、虚心等美好品格,在中国诗词文化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历来受到文雅之士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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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题李次云窗竹》是一首借竹言志,别具情韵的咏竹诗。

  白居易这首诗,乍看之下似乎平淡无奇,开头的两句,用词平淡,无新奇,只是简单地交待了竹子不用,不须。但也由此设下了悬念,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须?连串的设问,让人情不自禁往下看,原来亮点在后面,一个“看”字,点亮了人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这首诗须仔细品读方能发现其中回味无穷,妙不可言。

  诗的开头就是的一连串比喻描写,这是一种比较创新的方式,前三句的比喻都是为了最后一句做铺垫,一个“看”字点明了诗的主旨,激发了诗的灵魂,让人无限遐想。“留向纷纷雪里看”看什么?洁白的雪里,唯剩下竹而已。从竹孤立于雪里看到竹的高洁本质,一种孤立于世俗的孤傲,也是从中衬托出诗人自已高洁的情怀。历代的士人君子之所以醉心于林,流连忘返,并非仅仅为了逃避现实社会,而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寄托。一种超然物外的情操。足见诗人对竹子的喜爱及对竹子品格的赞誉。

  竹的生存环境,总是猗猗静谧幽雅,醉心在竹的世界里,可以弥补人的心理缺陷和远离凡尘的愉悦、超脱!可以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

  此诗巧用对比,略形显神,托竹寓意,象征显旨。全诗有三个词非常关键,“不用”,“不须”,“留向”,前两个词所表达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观念与后一个词所表达的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是竹的功利实用的品格与精神品格的对比。先看鸣凤管,据《列仙传》记载,春秋时萧史善吹箫,能作凤声引凤凰止于其屋,故称“箫”为“鸣凤管”。由竹子加工制成的箫,其声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王褒《洞箫赋》云:“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汜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

  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由此可见箫声丰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杜牧有诗云“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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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简介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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