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冬至夜思家

——(唐代白居易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居住在邯郸客栈的时候正好是冬至佳节。晚上,我抱着双膝坐在灯前,只有影子与我相伴。
我相信,家中的亲人今天会相聚到深夜,还应该谈论着我这个远行人。

注释
⑴邯郸(Hándān):地名,今河北省邯郸市。冬至: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在十二月下旬,这天白天最短,夜晚最长。古代冬至有全家团聚的习俗。
⑵驿:驿站,古代的传递公文,转运官物或出差官员途中的歇息的地方。
⑶抱膝:以手抱膝而坐,有所思貌。影伴身:影子与其相伴。
⑷夜深:犹深夜。
⑸远行人:离家在外的人,这里指作者自己。

彭定求 等.全唐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79& 吴大奎 马秀娟.元稹白居易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91-92

赏析

  《邯郸冬至夜思家》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只是用叙述的语气来描绘远客的怀亲之情。其佳处,一是以直率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人们常有的一种生活体验,感情真挚动人。二是构思精巧别致:首先,诗中无一“思”字,只平平叙来,却处处含着“思”情;其次,写自己思家,却从对面着笔。

  前两句纪实,侧面写“思家”。第一句叙客中度节,已植“思家”之根。在唐代,冬至这个日子,人们本应在家中和亲人一起欢度。但是如今作者在邯郸客店里碰上这个节日,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句,就写作者在邯郸客栈里过节的情景。“抱膝”二字,活画出枯坐的神态。“灯前”二字,既烘染环境,又点出“夜”,托出“影”。一个“伴”字,把“身”与“影”联系起来,并赋予“影”以人的感情。只有抱膝枯坐的影子陪伴着抱膝枯坐的身子,作者的孤寂之感,思家之情,已溢于言表。

  后两句运用想象,正面写“思家”。后两句笔锋一转,来个曲笔,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家,而是想象家人冬至夜深时分,家人还围坐在灯前,谈论着自己这个远行之人,以此来表现“思家”,使这种思乡之情扩大化,真实感人。其感人之处是:他在思家之时想象出来的那幅情景,却是家里人如何想念自己。这个冬至佳节,由于自己离家远行,所以家里人一定也过得很不愉快。当自己抱膝灯前,想念家人,直想到深夜的时候,家里人大约同样还没有睡,坐在灯前,“说着远行人”。具体“说”了什么,作者并没有指明,这就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每一个享过天伦之乐的人,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想得很多。作者没用华丽的词句,没有玩弄过多的艺术技巧,而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却把思乡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白居易的诗常以语言浅近、平实质朴著称,其意境也多显露。这首诗平实质朴,构思精巧别致,字里行间流露着淡淡的思乡之愁以及浓浓的怀亲之意。

霍松林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879-880

创作背景

  这首诗当作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岁末,作者时年三十三岁,任秘书省校书郎。冬至这一天,朝廷要放假,民间也很热闹,穿新衣,互赠饮食,互致祝贺,一派过节的景象。白居易当时正宦游在外,夜宿于邯郸驿舍中,有感而作此诗。

霍松林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879-880

【白居易】简介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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